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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神人!”
(曾希圣 资料图)
曾希圣(1904~1968年) ，曾名曾勉，革命家、政治家。湖南资兴人，中国共产党著名军事家曾中生之弟。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的曾希圣一家人 资料图)
曾希圣自己也没有想到,做情报工作,竟然是他一生 富有传奇色彩､也是 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历之一｡
在生前为《曾希圣传》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李先念对曾希圣参与开创中共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曾希圣同志是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在红军时代,他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1930年1月,奉党组织指示,曾希圣告别哥哥曾中生和战友黄克诚,从上海赶赴武汉三镇,先后在湖北省军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机关工作,历任参谋､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等职,协助长江局军委书记刘伯承工作｡
1930年,因情报斗争需要,曾希圣重返上海,出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科长,负责中共党和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和相互联系工作｡他一接手工作,就决定培养技术人才｡1930年下半年,他负责选派20多人组织了一个训练班｡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一栋三层小楼门口,他们挂出块“福利电器公司”的牌子,还搞了一个小工厂,这就是我党我军创办的 早的一个地下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在上海中央军委会议上,周恩来谈起这件事时,给曾希圣以高度评价:“这次,在希圣同志负责下,伍云甫､王子纲和曾三等20多人一起,都被派去参加训练班的培训,和以前那种家庭作坊式的培训相比,这无疑是天大的进步｡”
“天大的进步”,是周恩来对曾希圣工作的充分肯定｡不幸的是,训练班只办了两个月,就在1930年12月被敌人破坏,教员张沈川等多人被捕入狱｡
虽然训练班变成名副其实的“短训班”,但对提高中共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建功匪浅｡对被捕的同志,曾希圣时时牵挂｡抗战爆发后,他借国共合作抗日之机,报请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被捕同志被陆续释放出来｡
在负责搞培训班期间,曾希圣给学员们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他们在公共场所露面｡他们与外界既无交往,也无通信联系｡为了避免引起房东的怀疑,他让学员们变着笔迹,自己写信寄给自己｡曾三晚年的回忆,可为曾希圣艰苦主持这届培训班作注脚:
1930年下半年,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和介绍,我在永安百货公司后面一座二层小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与中共地下党员何成英同志(何林中的母亲)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家庭｡我们仍和伍云甫同志一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无线电台工作｡我同伍云甫挤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由张沈川来这里教我们学习无线电技术｡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手键､一个蜂音机､两支铅笔和几本拍纸簿｡后来,我和老伍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才能练习收听电报信号,学习抄记电报码子｡
这一时期,曾希圣还和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少将师长李明灏秘密接触,为我党搞到了许多重要情报｡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回忆到李明灏时,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们通过曾希圣同志和他接触,建立了联系｡他的朋友很多,学生也多,有不少人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的｡通过这些关系,他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甚至有军用地图等等｡”
谈起这些,周恩来说:“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神人!”
曾希圣经常念叨一句话:“大致可不行,大意更不行!你们要时刻掌握敌情,确保敌变我变｡”
1931年4月,在党内担任要职的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介绍,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不得不紧急疏散｡12月,曾希圣化装成一个推销员,辗转到达闽西苏区｡交通站派人把他送到瑞金红军的一个团部,再从瑞金转到宁都清塘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
初见曾希圣,毛泽东和他热情握手,哈哈大笑说:“无产阶级有人才啊!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了一个希贤,现又来了一个希圣｡共产党有圣有贤,国民党可要可怜�!”
见曾希圣不解,毛泽东站起身来,解释说:“希圣是你,希贤是邓小平的原名,他现在是我们的京官(这时邓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曾希圣恍然大悟:“邓小平同志,我是久仰大名!广西左右江起义名震全国,邓小平､张云逸谁人不知?他的‘贤’是名副其实,我的‘圣’却愧不敢当!”
曾希圣到中央苏区之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在落实下属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总卫生部的建设,并把总参谋部原来下设的科都改为局｡当时,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下设三个局､一个供给部｡三个局依次是作战局､侦察局(后改情报局)､通信局｡按它们在总参谋部下设部门中排序先后,又依次称为军委一局､军委二局､军委三局｡考虑到曾希圣曾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做过情报､侦察工作,中革军委决定由曾希圣出任二局局长,李涛､谭震林､钱壮飞等都曾是他的副手｡
二局成立以后,以无线电为主的情报侦察归到这里｡情报侦察工作刻不容缓｡当时,主要存在两大难题:一是无线电侦察只能获得当面之敌的动态情报,难以截获敌军整个战役的布置情况;二是随着我军电台在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对空侦察逐步发挥作用,不断挫败国民党军进攻后,敌军开始注重无线电通信的保密和密码的使用,以致情报越来越难以侦破｡
鉴于此,曾希圣建议创办无线电学校､培养无线电专业人才,中革军委遂在瑞金杨溪开办了军委无线电学校,由刘光甫担任校长,杨兰史任第一政委,曾三任第二政委兼无线电队政委(学校后来迁往瑞金坪山岗,改名为红军通信学校),这所学校后来为二局培训了一大批技术人员｡
刚刚熟悉二局情况的曾希圣,基本的工作思路已经清晰:“二局的情报工作和业务建设,应该在总参谋部领导下,汇聚以下几股力量来做,即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一批起义人员,争取一批被俘人员,加上我们培养训练的一批青年学生｡”
工作思路虽然有了,工作的出路未必就有｡曾希圣领导二局经历的第一次作战行动,是1932年春中央红军发动的赣州战役,这一仗给曾希圣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实现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多次指令中央红军“首取赣州”,尔后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等城｡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军先后参加攻城和打援任务,江西､闽西军区共6个独立师则担任游击警戒任务｡战前,朱德问:“敌情如何?”
“赣州三面环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由国民党军十二师三十四旅两个团及1个独立连和地主武装17个大队共8000余人防守;赣州城北附近地区驻有国民党军5个师,城南附近地区驻有国民党军10多个团,因交通便利,均能迅速驰援赣州｡基本敌情,大致如此!”
“大致可不行,大意更不行!你们要时刻掌握敌情,确保敌变我变｡”
2月13日､17日､23日,红军三次实施爆破攻城,第三次一度攻占赣州城楼,但在国民党军反扑下,登城红军大部伤亡,三次攻城均告失利｡
朱德､彭德怀等红军指战员急了,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将领也急了｡蒋､陈函电交驰,穷思对付红军之计｡2月2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要求国民党军“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随后,陈诚奉命以十二师､十四师4个旅12个团约2万人驰援赣州,10日后抵达赣州市郊,其中的4个团进入赣州协同三十四旅作战｡
遗憾的是,二局对于蒋､陈来往密电一无所知,甚至对于国民党军的异常调动尤其是4个团兵力入城也没有掌握住｡
敌变我未变,中革军委增调红五军团参战,要红军继续强攻赣州,全歼敌三十四旅两个团｡但由于敌情不准,红军第四次攻城仍未得手｡7日凌晨,正当红三军团准备再度攻城之际,敌军5个团却从城内主动出击,城外敌军亦在城西南从侧后配合,对红三军团实施夹击,使红三军团陷于城里城外之敌夹击的危险境地｡
对于突然“多出几个团”来的敌军,彭德怀大骂起来:“谁谎报军情说是两个团,老子回去毙了他!”
事发仓促,大致了解敌情后的朱德更急了,他一个电话打到曾希圣处:“曾希圣,你搞的什么情报?知情不报,你绝对不会;无情可报,你又颜面何存!敌人两个师调动､4个团进城,难道会遁地?他们是怎么联络的?难道是举火为号?”
此役,幸亏红五军团十三军及时赶至增援,以大刀硬杀开一条血路,接应红三军团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后,人们经常听到曾希圣念叨一句话:“大致可不行,大意更不行!你们要时刻掌握敌情,确保敌变我变｡”
曾希圣攻克敌情报破译难关;彭德怀笑了:“曾希圣变成了‘真希圣’!”
1932年7月,在广东南雄以东之水口地区,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武装配合下,中央红军主力发起水口战役｡由于对敌情掌握不够,红军没有能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遂使水口之役打成击溃战,未能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没有缴获到多少东西,红军自己还受到一些伤亡｡一次,曾希圣遇到黄克诚,他痛作自我批评:“这次仗没有打好,我这个局长是有责任的｡现在情报工作很难搞,我准备下工夫解决密码破译问题｡否则,水口之战的覆辙还会重蹈!”
“确实,这样的仗真能气死我!”黄克诚愤愤不已,同时又施激将法,“我非常赞成你的想法,你要下决心干出个名堂来｡你是高等师范毕业生,数学基础很扎实,又搞过一段时间秘密工作,要搞密码破译还是很有条件的｡在此,我代表全体红军指战员希望你胜利｡否则,你是名不副实,应该改名希败!”
此后一个月里,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获取及时､准确情报的难题,成了曾希圣日思夜想的首要问题｡在苦思冥想中,他一方面布置侦察电台大量抄收敌台发出的密电,并分别按时间登记编号,通过战况实际分析敌军电报,判断其大概内容;另一方面,是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王诤､刘光甫等了解敌军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向党的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以求弄清编码的规律｡一有时间,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潜心研究已有资料,掌握破译必备的基本知识,并把突破口选在江西敌军使用的 新密码本方面｡
一天,曾希圣向朱德､毛泽东大胆建议,立即打一场师级建制的歼灭战,想方设法缴获敌人的密码本｡朱､毛当即拍板:干!
1932年8月,红军在江西境内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九路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3个旅｡战役期间,曾希圣亲率二局部分人员随主攻部队前进,目标直指敌人密码本｡部队一攻入宜黄县城后,他立即直奔敌师部和无线电机房搜寻,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密码本｡正在懊恼之际,工作人员报告:“孙连仲曾用‘展码’发给敌二十七师一份密电,其中有30多组密码已经附有汉字译文｡”
曾希圣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立即下令:“孙连仲部损兵折将,彼此间肯定会指手画脚､交流失败教训｡现在就部署电台,重点抄收孙连仲部的电报｡”
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工作人员抄收到孙连仲部某师致另一师的密码电报,曾希圣等人以已知的30多组密码为基础,译出密电中已知密码,再猜译未知密码｡经过反复猜译,终于把这份密电全部破译出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份作战命令,涉及敌对鄂豫皖和湘赣两地红军的“围剿”,军情十分紧急｡毛泽东､朱德立即指示:“分别发往鄂豫皖和湘赣根据地,让他们有备无患嘛｡”
结果,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根据这份情报,部署部队出击迎敌,痛歼敌人｡消息传来,朱德､周恩来､曾希圣相视一笑:“以后,红军有资格和白军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密码战了!”
当即,朱､毛决定,给予二局嘉奖鼓励｡彭德怀也把红三军团优秀的报务员邹毕兆调给二局,以加强二局的破译力量,并捎话给曾希圣:“你的脑袋我不敢要,我再送给你‘一颗脑袋’｡”
曾希圣领导二局突破破译难关后,立即服务于红军的作战行动｡
1932年11月,红一方面军举行自春季进攻赣州以来的第六次进攻战役,即金溪､资溪战役｡1933年1月5日,在经过渭水桥､浒湾､黄狮渡等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在金溪､后车､左坊营､黄狮渡地区集结待命,曾希圣受命严密监视敌情｡
1月6日夜晚,疲惫已极的曾希圣将要进入梦乡时,突然值班守机的曹祥仁报告:“发现敌台异常活跃,敌九十师等3个台同时出联｡”
“敌人蠢蠢欲动了,紧紧抓住敌九十师电台,及时侦收其发出的密电｡”曾希圣的睡意立即无影无踪｡
“这是驻浒湾的敌军二纵指挥官吴奇伟下达的作战命令｡”
“内容?”
“乘共匪小胜稍懈,待机偷袭!”
“速报方面军首长!”
1月7日凌晨4时,红一方面军首长根据敌军这一部署,下达诱歼浒湾之敌的作战命令:造成我军小胜意怠的假象,让吴敌放胆前来｡吴奇伟闻报,仰天狂笑:“朱､彭用兵,也不过如此｡”他下令全纵队,按原计划出动｡
1月7日8时,吴敌一部落入红军诱歼圈,有去无回｡庆功会上,一向不苟言笑的彭德怀笑了:“吴奇伟变成‘无奇伟’,曾希圣变成了‘真希圣’!”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以4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2月12日,按照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红一方面军主动攻打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彭鳌牺牲｡久战无功又折损大将,彭德怀恼怒不已,在指挥所里走来走去,烦躁之色溢于脸上｡
此时,曾希圣快步走进:“老彭,别难过啦!”
“你本家死了,你不难过!”彭鳌和彭德怀虽是上下级,但同志情､战友谊深厚,常私下开玩笑说“是本家”｡
“彭鳌同志战死南丰,可见咱们的决心!蒋介石也担心起来了,他喜欢遥控指挥,这次又密令五十二､五十九师驰援南丰｡我们截获密电,敌人已经全速开来｡”
“好,‘真希圣’!谢谢你带来这个好消息,我要让两个师的敌人给彭鳌陪葬!”
于是,红一方面军移师江西宜黄南部黄陂一带隐蔽待敌｡2月28日､3月1日,红军两次激战几乎全歼敌五十二､五十九师,并生俘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从1933年春至1933年8月1日,二局破译敌人的机密电报累计100份｡到1934年7月,二局累计破译敌人密码本400多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特别密码本｡在艰苦的斗争中,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曾希圣领导的二局掌握之中｡可以说,在中央苏区后两次反“围剿”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充分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巨大作用｡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于当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红军长征进军贵州,曾希圣的情报验证了毛泽东的直觉｡土城失利,毛泽东自嘲:“不听希圣言,吃亏在眼前｡”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军委二局大部分人员和装备,编入中革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一直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行军｡
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李德始终坚持:“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与此相反,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结果,李德倔劲上来,毛泽东寸步不让,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与会的周恩来､朱德几乎插不上嘴｡这时,曾希圣跑进会议室,手中拿着一张电报,大声念道: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已经电令湘西各部,集中五六倍于“赤匪”之兵力,张网以待,将“匪军”聚歼于北进湘西途中｡
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后来对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不去贵州,何谈遵义,遑论遵义会议了｡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巧渡金沙江时,二局的情报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红军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时间紧急,毛泽东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同时抢渡金沙江｡如果这样,红军兵力分散,过江后还得重新集结;一旦遭到敌人突击,则难以互相支援｡因此,毛泽东这一决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想到可能的后果,毛泽东愁眉不展｡烦心的是,前线陆续报告:一军团在龙街渡口､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水流太急,难以渡过｡闻报之后,他更是心急如焚,在室内来回走动,烟一支接着一支抽｡就在此时,曾希圣送来一纸电文:“据二局掌握的敌往来电报,离我们 近的是敌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既怕死又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军情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追赶｡这样,就和我们拉开了四天的路程｡”
毛泽东看完电文,笑了:“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三军团都调到皎平渡渡江口｡”
到5月9日,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七天后,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船只已经被烧毁,只能隔江兴叹｡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历史证明,没有情报,四渡赤水是不可想象的｡土城之战的失利可为佐证｡
土城之战,是四渡赤水的序幕｡在向贵州赤水县土城镇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利用土城镇以东青杠坡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师｡1935年1月28日5时战斗打响,激战几个小时后,彭德怀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估的,竟达3个旅9个团之多,战斗力也比原先估计的强得多｡红军虽经血战,敌军仍然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度打到镇东面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直接危胁毛泽东的指挥中枢｡
1月28日下午,战斗尾声,震惊之余的毛泽东手令曾希圣: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
接命后,曾希圣不敢懈怠,立即部署下去｡后来曾希圣回忆:“搞侦听的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还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当天晚上,他即报告毛泽东:截获敌电,云“赤水河以西兵力空虚,极虑赤匪乘机窜犯”｡
毛泽东见报,仰天长笑:“早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听说,蒋介石也欣赏曾国藩,我只好大异其趣了,只有‘独服曾希圣’�｡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当记一大功｡敌人‘极虑’红军‘窜犯’,我们偏偏要‘窜犯’他一下,让他‘极虑’为好｡”
听到毛泽东的赞誉,曾希圣说:“主席,土城之战,情报没有跟得上,我是有愧的｡现在,我只是在尽力补救｡”毛泽东摇摇头:“不听希圣言,吃亏在眼前｡许多人是争功诿过,你却能争过诿功,难得啊难得!”
在回顾长征时,周恩来说:那时,党中央的指示不是主席的心血来潮或神来之笔,基本上是根据希圣搞到的情报决策的
1935年1月29日凌晨1时左右,毛泽东命令红军在土城附近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往四川古蔺(县)地区前进寻找战机｡
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7日中午,云南扎西县扎西镇笼罩在一片明媚的春光中,曾希圣旋风一样冲进毛泽东住处:“报告主席,龙云今天刚刚宣布《作战方略》,电令川军主力7个旅固守古蔺､叙永､古宋､长宁等县及长江沿岸,防堵红军北渡;另以川军3个旅向安边､屏山一带布防,两个旅向滩头､普洱渡､盐津地区布防,分别依托金沙江､横江防堵红军西渡;又以黔军一部防守遵义､赤水地区,防堵红军东进｡与此同时,滇军3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来,似有南北夹击之势｡目前,蒋介石嫡系的8个师都在贵阳附近休整,遵义则只有贵州军阀王家烈5个团据守, 为薄弱｡”
红军何去何从?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后毅然提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杀它个回马枪,突破敌人包围圈 薄弱的王家烈部｡我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上述举措,完全是针对龙云刚刚下达的《作战方略》｡
1935年2月19日,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十倍于己的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其间,曾希圣率人严密地监视着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一举一动｡
根据曾希圣的情报,毛泽东在“军事三人团”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这点兵力,不能和敌人硬碰!硬碰,那是乞丐和龙王比宝｡目前,我们只能是见缝插针,该躲时躲,该闪时闪,机会好时,敲它一下子｡
当然,为了高度保密,只有极少数领导人了解曾希圣的情报内容,不明个中玄机的绝大部分指战员对走“弓背路”埋怨不已,林彪还生出了怀疑毛泽东指挥能力的风波｡在回顾长征时,周恩来说:“那时,党中央指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不是主席的心血来潮或神来之笔,基本上是根据希圣搞到的情报决策的｡”
2月25日,红三军团在奉命向桐梓进军途中,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3个团｡到口的肥肉,打不打呢?一打,周围敌人必定闻风而至,搞得不好会“蚀本”｡这时,离娄山关 近的敌人兵力情况至关重要｡急切之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也愁眉紧锁｡曾希圣及时来电告知: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距娄山关 近的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另,方圆20华里以内无敌重兵｡
看完电报内容,彭德怀一扫愁眉,立刻向作战参谋口述作战命令｡事后,彭德怀曾戏言:“没有曾希圣,就可能没有娄山关战斗｡那么,主席也忆不成秦娥了｡”
3月10日晚上,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召开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
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黔军在打鼓新场的实力如何不明,又有川军可能从旁策应,且滇军将很快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而我军两日后才能到达打鼓新场｡在此情况下,如果硬啃这块骨头,我军将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只好个人服从组织｡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晚11时,曾希圣飞报:黔军在打鼓新场筑有坚固的工事,蒋介石严令附近川军协防打鼓新场,并令滇军星夜奔赴打鼓新场,不日到达｡两个多小时后,政治局再次开会｡事实面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的意见｡
不打打鼓新场,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这时,二局有关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源源不断汇总到毛泽东手中: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唯有西方较为薄弱｡这样,三渡赤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为赤水河就在离红军不远的西边｡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红军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3月20日中午,曾希圣刚刚截获的蒋介石当天的一份密电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密电表明蒋已经亲赴贵阳督战,并发出豪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看到密电,毛泽东嘴角露出一丝不屑:“蒋介石就是太死板了,你有‘一举’,我就不会‘一动’｡你误以为我毛泽东已经走上了石达开的不归路,急于想在这 后一战中露上一手｡你想来督师,我让你成为‘堵师’,让你成为我金蝉脱壳的饵｡”
当天下午,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毛泽东决定红军主力立刻掉头返回贵州｡3月21日晚至22日晨,红军主力又突然南下,迅速地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日夜兼程,向南疾进,于31日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一举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离贵阳只有50余里｡这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都在兵力空虚的贵阳,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3个旅驰援｡毛泽东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4月9日,红军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4月27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在向云南疾进的同时,毛泽东还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以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主力却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二局的情报与红军的行动息息相关｡据曾在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曾希圣“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对二局截获情报的重要作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面押宝,看得一清二楚｡”亲历长征的叶剑英也由衷地说过:“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七千人大会上,有人主张要杀曾希圣的头｡这时,毛泽东发话了:“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
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渡江指挥部指挥长､正在安徽无为县东乡准备接应部队北渡长江的曾希圣,立即投入接应皖南部队突围人员的工作｡
1941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曾希圣“由秘密到公开”,受命南下组建新四军第七师｡4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七师军政委员会成立,由曾希圣､张鼎丞(后由傅秋涛代替)､孙仲德､何伟4人组成,曾希圣担任书记｡
从隐蔽战线到抗日前线,曾希圣的军人风范一览无余:他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加之不修边幅,满脸的络腮胡子,更显得威严可畏,人称“曾胡子”､“胡子师长”｡许多同志一听说“曾胡子来了”,马上就躲藏起来,怕与他碰面｡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七师正式改编成立,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张鼎丞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直没有到职,曾希圣一人挑起军､政两副重担,领导创建以无为县为中心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在他的运筹帷幄下,七师战果累累,赢得“打遍皖江无敌手”的美誉｡
在七师大发展之际,红军时期以获取敌人情报著称的曾希圣,却因自己人提供的假情报差点夫妻分离｡
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原是上海一所学校的学生,做党的地下工作,因为身份暴露了,党才把她送到七师来｡一见面,曾希圣就被她“俘虏”了｡
1944年的夏天,新四军内部却刮起了一场冷风――“抢救运动”｡对此,曾希圣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对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康生以党中央名义下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他们也很难｡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很快连余叔也被揭发了｡
在此形势下,曾希圣却要参加华中局整风汇报会,向兄弟部队介绍“抢救运动”经验｡他真是有苦难言｡晚上,他和老同学､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住在一个房间里｡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曾希圣越是三缄其口,黄克诚越是心生疑窦｡ 后,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爱人被人揭发,现正在受审查｡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二师师长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揭发余叔的女同志叫来｡经过一番开导,那位女同志哭诉:“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很快,余叔被平反｡后来,曾希圣多次说过:“黄克诚是我的救命恩人!”
旁人调侃:“他救的是你老婆!”曾希圣大笑:“老婆就是我的命!”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众多代表批评曾希圣“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妄想和毛主席分家”,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甚至要杀他的头｡这时,毛泽东发话了:“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
1965年秋,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中央委员开会｡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时已经赋闲的曾希圣到了会｡毛泽东问及他的工作情况,他缄默不语,面色凄然｡目视曾希圣良久,毛泽东缓缓地说:“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不要忘本,应当‘得人点滴恩,必当涌泉报’啊!”可惜的是,一些人对曾希圣的“涌泉报”,是打击报复､无耻诬蔑,导致他于1968年7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76年深秋的一天,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踏着落叶步入徐向前的小院｡他向徐向前问好之后,徐向前就跟他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作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报情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多年后,罗青长感慨地写道:“徐帅的一席话,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无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褒奖,更是对我们情报工作寄予的无限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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