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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对药品价格的变革，引起了医药行业不小的争议，药企认为超低价药品扭曲了市场价格体系，基层医疗机构也面临补偿不足的窘境。
自2009年3月医药卫体制改革启动，两年时间已经过去。
两年来，基本药物制度触碰到的药品价格神经，引起了医药行业不小的争议。在基层医疗机构担心补偿不够的同时，制药企业面对新的利益格局不断叫苦。
安徽模式之争
令相关利益方叫苦不迭的关键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一纸文件。
2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介绍》。根据该介绍，2011年中国将扩大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范围，在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所谓零差率销售，是指按药品招标价销售，不再按以往惯例加价15%。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路径非常明确，就是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其中 有影响力的是安徽模式。
所谓安徽模式，其主要特色便在于以“双信封”制（经济技术标书和商务标书），进行基本药物招标。具体而言，“经济技术标书”主要对企业生产规模、配送能力、销售额，以及GMP（GSP）认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药品质量抽验抽查情况、电子监管能力等指标进行评审，合格的企业再经过“商务标书”评审， 终由价格 低者中标。
根据安徽省卫生厅药品招标采购中心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实施“双信封”制后，安徽省在基本药物省级统一招标采购中，平均采购价低于国家指导价52.8%。
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孙志刚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在去年年底之前，孙志刚的职务还是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安徽模式”就是他主抓的安徽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模式。
“孙志刚担任医改办主任就已经传达了‘安徽模式’将全国推广的信号。”一位医药行业的分析师表示。
事实上，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便下发了《关于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双信封制”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模式。
但对“双信封”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质疑者的主要理由是，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所有药品生产企业都能满足“经济技术标书”要求， 终只由“价格 低”因素决定。因此， 终中标者多为中小药企，大型药企中标者寥寥无几。对此，不少制药企业认为，招标产生的超低价药品，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恐怕会带来药品质量的降低。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此提交了《关于吁请调整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办法的紧急建议》，他建议调整药物招标采购模式，摒弃“价低者得”的方法。
刘革新以安徽省基本药物招投标为例指出，5克装袋板蓝根颗粒为0.12元/袋，60片装糖衣复方丹参片仅0.95元/瓶，而国内主流优势企业同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分别为0.53元/袋和5.6元/瓶，价差分别是4.4倍和5.89倍。“这些产品的中标价格已经明显低于原料、辅料、包装的合计成本。”刘革新担心，一些企业或许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换取市场。
“尽管‘安徽模式’存有争议，但其推广力度不会弱化”。上述医药行业的分析师认为，安徽医改模式向全国推广已经是很明确的趋势。
难独善其身的中药
在众多企业抱怨“价低者得”的同时，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企业同样面临降价的压力。
天相投资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对早报记者表示，随着医改推进，后续药品价格将下降，相关企业利润被大幅压低。不过该研究员认为中药独家品种由于采取单独议价，大幅降价的可能性要低于化学药，因此 可能在医改中受益。
根据基本药物制度的规定，对于进入医保和基本药物目录的产品，价格是受到管制的，其中会面临两次定价：第一次是国家发改委制定全国零售指导价；第二次是各省招标采购企业竞争带来的二次定价。对于国家发改委的一次定价，目前中药独家品种能够享受单独定价待遇，而对于各省招标二次定价，独家品种没有替代产品，企业的议价能力会更强，降价幅度会比较小。
不过继国家发改委年前针对外资单独定价的药品实施降价后，有关基本药物目录内中药独家品种降价的传闻在坊间频频被提及。业内人士也透露，国家发改委已会同有关省级物价部门酝酿基本药物中药独家品种降价，但降价幅度尚不明朗。
另外，随着基本药物的扩容，基本药物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集中度会得到提升。天相投资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认为，药品招标权升至省级政府，配送也由省级政府确定，，势必导致药品供应大幅集中。
基层机构补偿问题
叫苦的不仅是药企。
“现在很多基层医疗机构面对财政补偿不够的现象，已经开始在想别的方法了。”一位社区医院的医生透露，现在不少医院采取和药店合营, 甚至由自己的医务人员合营开办药店的办法变相获取卖药收益，人为减少零差价药品供应量，同时诱导患者到合营药店买药。
外界担心，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上述情况，基本药物制度事实上会形同虚设，老百姓的药费负担显然也不可能降下来。
问题不仅限于此。
“正在试点的‘药品零差价’加剧了人才的流失。”湖南省安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志英展示了一组调研数据，“到今年，湖南常德一共有4个医院试点基本‘零差价’的基本药物制度，结果占医院原收入60%至70%的盈利没了，而县里财政收入低，要财政配套的800多万元根本到不了位，医务人员不安心，很多都走了。”
“我们实行药品零差率后工资的确还涨了一些，但涨得很少。”上海一位社区医院的医生坦言，上海的财政补偿做得比较好，但他依然认为现在工资普遍很低。
今年是实现医改三年目标的攻坚之年，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中国财经报21日报道称，财政部日前已发出通知，要求配合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收入分配等机制改革，制定并抓紧实施本地区多渠道补偿的具体办法；足额介绍并根据绩效考核情况及时拨付财政应承担的收支差额补助，“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正常运转”。
此前的全国深化医改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提到，要“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与大医院的分工协作机制以及医保支付政策倾斜等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不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联合发布的一份针对中国医改的报告指出，如果中国地方政府继续依赖国家专项拨款，而不是在资源配置上对基本的公共服务给予适当的优先考虑，中国医改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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