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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商量救治病人的方法。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12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从湛江回去后，广州市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徐远达又去了珠海、深圳会诊，病人都有过武汉接触史，流行病学的特征已然明确，但“武汉说不是，我们这边也不好说什么”。
钟南山团队在汉总领队张挪富跟协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沟通后，提出由他们改造出一间ICU并接管，“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钟院士团队”。
远在武汉一线的陈爱兰，与后方团队保持密切联系，参与了后方团队的三个新冠肺炎研究课题。其中，“淋巴细胞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作用”的研究就是钟南山布置的任务。
“病人转氨酶下降，胆红素升高。”席寅把头埋在电脑前，盯着眼前大屏幕，对着麦克风报出一串数据。2020年3月2日，这位钟南山团队的年轻医生，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通过视频与广州后方同事连线会诊。
不知不觉，席寅在武汉已待了1个月。疫情警报拉响后的形势变化之快，让他应接不暇。
拉响警报的是钟南山。1月20日，钟南山通过央视指出病毒“肯定会人传人”，并首度公开了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的事实，这成为此次疫情的转折点。
回到广州后，钟南山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在疫区核心武汉，钟南山团队也派出了13名医护人员，分别驻扎在协和医院西区、金银潭医院和汉口医院，他们接手重症病区、改造ICU，并与广州的“ 强大脑”紧密配合，被视为钟南山团队在武汉的“嫡系部队”。
去之前，已“如临大敌”团队成员分3批抵达武汉。
1月23日，桑岭首先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支援队成员，赴汉进驻金银潭医院。桑岭是广州市呼吸健康研究院（简称“广州呼研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呼研院设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广医一院”），领军人物正是钟南山。
广医一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陈爱兰于1月24日率领5名队员，作为团队的第二批成员，跟随广东医疗队一起抵鄂，对口援助汉口医院。
2月2日，钟南山团队在汉总领队、广医一院副院长张挪富，又带领7名医护人员，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与其他地方医疗队一起，接管住院部2楼的ICU病区。
席寅就是随这支队伍抵达武汉的，他们2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当晚收拾行李出发，第二天凌晨抵达。
初听说桑岭要去武汉时，席寅还“愣了一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传人”的消息公布后，大家都认为武汉很危险。
作为广州呼研院ICU的主治医师，席寅也参与处理过禽流感疫情，禽流感属于典型的“有限人传人”，极少聚集性暴发。1月初在网上看到“不明原因肺炎”的零星消息时，凭借医学直觉，席寅觉得公开信息有些“奇怪”，但是据说这种疾病“可防可控”，就没有太过在意。
席寅第一次意识到新冠肺炎态势的严重性，是在看了白岩松连线钟南山的节目信息“刷屏”之后。33岁的席寅算是钟南山的徒孙，他的研究生导师,就是钟南山的学生。
相比席寅，团队中第二批赴汉的陈爱兰，听说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时间更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12月。
亲历过抗击SARS全程，陈爱兰对传染性疾病非常敏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与全国同行之间都有交流，自己所在的好几个微信群中，都有武汉医生网友，2019年12月，已经有医生在群里提醒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了一种病毒，要加强警惕。
那个时候，陈爱兰还没有听闻李文亮的遭遇，同行间交流也没有很多障碍。信息接收多了之后，她就决定元旦放假不出门了。
元旦之后没过几天，钟南山团队的徐远达已开始在广东“抗疫”。
徐远达是钟南山的学生，现任广州呼研院副院长兼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据其回忆，2020年1月上旬，省里组织专家到湛江会诊，他应邀前往。当时有个从武汉返粤的感染者，回到老家湛江后病情迅速恶化，成为危重症病患。
“我们上了三级防护。”徐远达说，他们那时已高度警觉，做好了充分防护。
从湛江回去后，徐远达又去了珠海、深圳会诊，病人都有过武汉接触史，流行病学的特征已然明确。
按照徐远达的说法，他们如临大敌，各方面动员了起来，但“武汉说不是，我们这边也不好说什么”。
钟南山本人也去过深圳会诊。1月17日，钟南山院士赶到了深圳三院，看望了3名患者。1月18日回到广州，下午在广东省卫健委开会时，又接到通知要他马上赶往武汉。
当钟南山公开“不明肺炎”真实情况之后，其团队成员就已做好随时去支援武汉的准备。徐远达是作为钟南山团队第三批援汉成员，于2月1日跟张挪富一起出发的。
“能不能降低死亡率？”2月2日凌晨，张挪富一行抵达武汉。他记得很清楚，他们上午直接赶到协和医院西院区，西院负责人介绍，当时已收治两百多名确诊病人，由于没有ICU、不能插管，死亡率很高。
跟协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沟通后，张挪富提出由他们改造出一间ICU并接管，“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钟院士团队”。
张挪富也是钟南山的学生，2003年曾参与抗击SARS，当时还不慎被感染到。
接管的第一个10天 为艰难。两百多个病患，至少有二十几个重症病人需要插管。2月2日下午，开始改造病房，协和西院原有病房为正压病房，气体往外吹。遇到传染病，往外吹就会污染办公区域的环境，要改造成气体往里边吸的负压病房。但改造起来很麻烦，后来干脆直接对医生办公室进行了改造。
按照院感要求，还要有一个过渡区，供医护人员从ICU出去之后消毒。他们简单装修了3个房间，在第一个小房间换衣服、洗手，在第二个、第三个小房间进行其它消毒措施。
李雯静是钟南山团队在武汉的一线护士。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本来打算半天改造，半天上设备，再用半天时间收尾，但刚干了两个小时，就有电话打到张挪富手机上，说有几个病人要送过去，已经在路上了，“先斩后奏，直接拉了过来”。
张挪富放下手机，开始清场，李雯静说，工人们被要求赶快离开，医务人员防护设备全部穿戴整齐，准备接诊病人。
后面短短几天时间，整个协和西院区病人从两百多人，增加到八百多人。原本医院只介绍了4楼的病房收治新冠病人，其他楼层还有一般病人，那时只能要求腾空病房，再多收几层。
“不断增加床位数量，要求必须收治病人，是政治任务，今天就要收到300，明天500，后天就到700。”张挪富回忆。随着病人增加，援助协和西院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陕西、辽宁、广西、内蒙古等地的医疗队都前去支援。
收到六七百个病人的时候，医院已经没有病房可用，有3个楼层的清洁区也收治了病人，单人病房变成双人病房，两人间变成三人间，两个楼层的医生则被挤到一个办公室里。
有的病人被推到病房门口时就已撒手人寰，有的已经插管了，但还是离开了。“一天四五个病人去世，这种情况有过吗？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哪见过这样的情况？以前一星期有两个病人去世，就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张挪富说，“之前拖太久，这些病人是被耽误了。”
病人住不上院，在家里就会有家属被传染，传染源没有控制好，肯定就有传播途径。张挪富很清楚，“我们在医院接触病人，都是穿好几层防护服，家属能做到吗？老年人也没有保护好，病人越来越多，压力大了很多。”
武汉市卫健委也派出官员到协和西院，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同时也提出要求——“能不能降低死亡率？”
“天天开会，就是讨论怎么降低死亡率。”但张挪富他们也很无奈：没有床位，怎么降低死亡率？
张挪富当时提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办法是赶快建一个新的ICU病房，医院的领导摇摇头说不可能，医院没有地方，病人也等不了。
然后，他又说了第二个办法，在每层楼的普通病房再介绍一两张ICU床位，虽然不能完全达到ICU的完备度，但是可以插管，尽量多上一些设备，但按照ICU的要求管理，接近于ICU。
卫健委领导觉得可行，马上联系了院长。每个医疗队派的医生，几乎都来自呼吸危重症科室，在普通病房开展有创插管，医生就既要管没有插管的重症病人，又要管插管的重症病人，这无形中增加了医护的劳动强度。
好在各个楼层病区的医疗队咬牙扛了下来。短期内，又增加了二十几张病床，很快就能插管，多救了二十几个人。
院士视频“大查房”度过 艰难的10天后，钟南山团队开始抽出精力，有针对性地诊断病人。
广医一院有“院士大查房”的传统，由医院挑出疑难病患，交给钟南山诊断。每周一下午，钟南山会到这些病人的病房查房，各科室主任、年轻医生都会出席，共同商讨治疗方案。
新冠疫情暴发后，“院士大查房”通过视频，连到了武汉协和西院。席寅负责的一名35岁的女性患者，通过治疗已有很大好转，被治愈的可能性很高。但病情出现多次反复，眼看着转危为安，突然就“跌下去”，慢慢恢复后，再次直线下降，属于疑难病患。
协和西院的一线医生，决定在连线时由大家一起讨论这一病例，商量对策。
前后方一共连线三次，讨论这位病人的情况。2月18日，医护人员发现这位患者口腔分泌物过多，如果继续保留经口气管插管，会引起患者的呛咳，经过专家组讨论，给她换成了经鼻气管插管。
2月21日，经过核酸检测，患者各项指标已经转为阴性，好不容易迈过新冠肺炎这道难关，但当天痰培养却发现大量多重耐药菌。后来又根据钟南山的会诊意见，多次调整抗感染治疗方案。目前，病人已成功拔管，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张挪富说，视频连线对前方一线临床帮助很大。由于驻扎在金银潭医院，桑岭无法参加每周一下午在协和西院举行的连线会诊。遇到困难，他会单独向自己的博士导师钟南山请教。
可是他要经常“进舱”，在隔离区通讯不便，只能出舱之后，与导师通电话，时间掌握在30分钟左右。
桑岭发现，普通肺炎插管通气治疗，吸氧浓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慢慢减少镇静药的剂量，但是新冠病人很难减剂量，这让他非常困惑，卡在瓶颈上，该怎么办？
钟南山告诉桑岭，注意留意小痰栓、肺的死腔问题，做一些测定，朝这几个方向找证据，以及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要留意病人是否还有其他细菌感染。
医院给开“白名单”钟南山也会主动向一线医生了解第一线的情况。2月22日，他直接打电话给陈爱兰，说想了解新冠病毒对心脏的影响。
疫情发生后早期，关于心脏损害的公开讨论有很多。但陈爱兰说，她自己掌握的一手情况，与网络上流传的“爆发性心肌炎”的说法不太吻合。
新冠肺炎患者中，心脏受到损害的有，但是很少，汉口医院“呼六病区”80张床位，出现这种“合并症”的病人，有十来个，都是轻微心肌损害。
钟南山打电话过问后，陈爱兰认真撰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汇报所见所闻。她认为，新冠肺炎对心脏的影响，并不普遍。
陈爱兰分析，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对低氧的耐受性较强，低至40%—60%之间，仍能开口讲话，意识也较为清晰。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十几分钟可能都坚持不住。
不过，这部分病人肺部浸润速度很快，而且没有特别的规律，这种状况非常可怕。
钟南山团队在广州的后方成员参考了这一意见，并形成结果，以论文的形式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公之于众。
尽管远在武汉一线，陈爱兰一直都与后方团队保持密切联系，，参与了后方团队的三个新冠肺炎研究课题。其中，“淋巴细胞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作用”的研究就是钟南山布置的任务。
后方团队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新冠肺炎病情越重，淋巴细胞数值越低，“如果能早期把淋巴细胞提升上来，是不是这部分人病情就不会恶化？”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陈爱兰会格外关注汉口医院病人淋巴细胞的变化。
汉口医院给陈爱兰开了“白名单”，除了照看自己管辖的病人外，还可以跟随其他医生一起查房，观察“呼一病区”到“呼七病区”三百多名病患的变化。
过于简陋的汉口医院，没条件开展气管插管，吸痰、雾化治疗也欠缺，没有特殊治疗干预，客观上呈现了新冠肺炎的自然规律和特点。
陈爱兰还留意到，为了救治危重症患者，汉口医院医护人员早期也给病人做气管插管，过程中容易发生痰液喷溅，是危险系数 高的操作。结果，汉口医院呼吸科和ICU的10名医生，麻醉科插管医生、B超科主任、CT室主任，都被感染，ICU和呼吸科瘫痪。
好在，汉口医院被感染的三四十名医护人员，目前没有人殉职。
获知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后，陈爱兰向钟南山做了汇报。在汉期间，她不断将掌握的第一手信息，反馈给后方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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